评《中华姓氏通书・杨姓》
2018.8.31弘农杨氏网 原创：多彩贵州·杨勇
评《中华姓氏通书・杨姓》兼评《中华姓氏通史·杨姓》
杨士威 遗著
绪 言
我已马齿徒增八秩,本应清静无为,安度暮年。无奈族中兄弟却以我耳虽欠聪而目尚明,体虽稍弱而脑尚灵,既无职务缠身,又无糊口之忧为由,硬委以义务重修族谱之责。为此,须搜集有关史籍与异地杨氏族谱,以及有关杨氏族史之专著以追本溯源,寻根问祖,查清先祖世系,继承与发扬先祖优良传统。其中两部近年新出之专著最令人瞩目:一是贵州杨维森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的《弘农杨氏族史》(以下简称《族史》);一是湖南杨布生等编著,1994年6月,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中中华姓氏通书。杨姓》(以下简称《通书》)。
常言云;有高山才显平地,有比较始见高低。两书对比,良莠、优劣、真伪、正误,昭然可判别。
我与维森、布生兄等,天各一方,素昧平生,从未谋面。既无亲疏之偏爱,亦无利欲薰心为瓜葛,对两书之是与非,有必要陈述旁观者之浅见,以与作者和全国各地宗亲商榷并期有以赐教。
概而言之,《族史》一书如作者在卷首之“前言”所说:本书从蒐集史料,研究考证,执笔撰写,历时八年有余。几易其稿,方始成篇。”作者博览群书经史,“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姓氏专著、历代名人文集中有关杨氏文字(传记、行状、墓志铭、碑文、谱序）等。”可谓史料丰富可靠,考证、辨析、论述严谨精详,雄辩地纠正了杨氏族谱中之重大讹误,澄清了许多混乱之说。是我国单一姓氏族史首创之佳作,填补了我国家族史之空白,可谓难得之族史学术专著。
湖南国家级史学家何光岳先生,对此书和其作者,给予很高而恰当之评价云:“《弘农杨氏族史》洋洋近50万字,可谓精详之至矣!”作者“以夜郎一隅之僻,而博采诸杨,贯连系统,实为杨氏增辉,功德无量……较其他二部《杨姓》之书,有过之而无不及矣”。
此书初版,印刷审校工作欠佳,错字与纪年互注差错不少,但属小疵,瑕不掩瑜。初版至今六年,编著者已作订正、补充,由十三个篇目增至二十七个篇目,155万余字,2000年1月由香港闽南人出版有限公司再版,并再次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如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称《弘农杨氏族史》一书为“通贯古今之巨著”。“不仅于杨氏一族,且对华夏历史文化研究亦甚有贡献。”中国谱牒学研究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张海瀛先生称:“该书体例新颖,世系清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杨氏家族史,是目前罕见的高水平的家族史的代表作。”
《通书》虽有部分资料与论述可取,但整体观之,实为一本大杂烩,其内容多为汇集各地杨氏族谱为主要论述根据,未作慎重考证、辨析,“仓促”出书(作者“后记”语),安能不讹误矛盾百出?或谓各地族谱既有记载,就是根据,录之亦不为错。须知各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编修之族谱,不论其四修五修、多次重修,均有不同程度之讹误:有因世系断代不可考而伪造世系者,有把自己本支世系攀挂上旁支显贵者……等等。如不认真考证,人云亦云,焉能不发生谬误与自相矛盾,进而以讹传讹,造成混乱,贻误后人?
我曾不揣浅薄,冒昧致书《通书》之主要编著者杨布生兄,列举许多我认为讹误矛盾之处,如我之见不谬,希能更正,如我之见不对,亦望赐教。
1997年11月13日,布生兄复函称:“我们本来不是研究历史的,更不是研究姓氏文化的。是因某种原因(?)把我们卷进去了。但一卷进去就使我们喘不过气来了。每天都收到宗亲们的来信,向我们]寻根溯源问这问那。也有象你老一样提出质疑的(不单是质疑,已明确指出谬误与矛盾一一威注),怎么办呢?我们正准备另写一部杨姓方面的书,一是弥补《通书》之过失;二是进一步发扬我杨姓的优良传统。书名暂定《杨氏源流》。……但工作越深入,越往后走,疑团越多,越不好着笔”等。
我满以为布生兄等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更正谬误,“弥补通书之过失”,窃以为喜。不料未过一月,12月7日,布生兄来信附一纸征集资料打印件称:“《中华姓氏通书·杨姓》一书……畅销一时,现在准备重印。……我们决定再写一部百万字杨姓源流方面的书,……作为通书的续编……”云云。实在令我十分惊讶,于是致书杨布生兄质询:我指出《通书》许多谬误与矛盾难道均为无的放矢吗?布生兄等所谓“弥补通书之过失”不包括我所列出之谬误与矛盾吗?否则为何仍准备重印发行而一字不提更正?是不是市场效益压倒一切?但至今未接到布生兄等复信,未知何故。
此外,布生兄等另写之《杨氏源流》既然是《通书》之续编,是否仍坚持《通书》之谬误呢?是否仍如《通书》那样征集各地提供之族谱,不作考证、辨析而“仓促”出书呢?窃以为忧!
我的担忧不幸而言中,布生兄并并未写出什么“一部百万字杨姓源流方面的书”。而是对《通书》作些编排上的变更,为空出篇幅,把《通书》中的一些文字删掉(所删者有些内容恰恰是重要史料,如华阴出土的墓志铭、杨氏先秦著名人物杨肸的介绍等,无异于去金取沙),以便加些插图,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将书名《中华姓氏通书·杨姓》,以一字之差变为《中华姓氏通史·杨姓》,2000年12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印数10000册,其纸张、印刷比《通书》更胜一等,看来也会畅销一时,获利不少。但布生兄所“弥补”之“过失”在哪里呢?治史(名为《中华姓氏通史》啊)的严肃认真,为学的基本道德原则哪里去了?这和假冒伪劣商品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得不言,将《评中华姓氏通书杨姓》一文再加修改、打印,因《通书·杨姓》与《通史·杨姓》内容仅有删削与未删削之区别,所以,我将原《评中华姓氏通书・杨姓》用括号附言的形式,加以说明,也算是兼评《通史・杨姓》吧,希望杨氏宗亲贤达及关注姓氏文化的专家学者再次关注、明辨是非,并期有以教我。
(一)杨氏肇姓始祖究竟是谁
谁是我们杨氏肇姓始祖?是杨氏族史、族谱长期悬而未决之重大问题,长期未能统一,实为我杨氏之耻。《通书》罗列各地杨氏族谱之记载,有以杨杼为始祖者,有以晋武公次子伯侨为始祖者,有以周宣王少子尚父为始祖者,有以杨肸与食我为始祖者,更有以定悼之子伯侨为始祖者等。《通书》既不明确肯定是谁,也不明确否定谁,而是含含糊其词地说:若以某某为始祖叙其世系。但全书是偏于认同杨杼之说,以杨杼世系为主线论述与列世系的。关于杨氏受姓始祖,《族史》一书作者在该书第一篇《受姓探源》中已详引史料加以辨析,证据充分,考证精当,否定各说,而确认晋武公子伯侨为弘农杨氏受姓始祖。受姓始祖,代代相传,只有一位,不会有多位（改姓、冒姓、赐姓除外)。因直系上祖,只有单线,其理甚明,请参看《族史》,勿需赘述,我这里仅就《通书》中的“杨抒”,再略作论述。
我们这一支之旧谱与祠堂之灵位,也是以杨杼为始祖者,也是以继业为杨业公者。我详阅《族史》一书,据其论述,查阅有关史籍之后,认为《族史》否定杨杼之说,论据充分,有说服力。我没有查到任何史籍记有杨杼(或姫杼)其人其事。杨杼以下至22代之定悼及定悼之子伯侨,亦找不到任何历史记载。这段世系只见于南方几省部分杨氏族谱中。据悉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中心所存45部杨氏族谱,没有一部提及杨杼。杨杼之说始作俑者为始修于南宋淳佑年间之广东梅州谱,并影响至南方各省及海外。《通书》除引述这些族谱之外,亦无任何史料为据。
《族史》一书第第一篇第七节节《广东梅州谱“杨杼”质疑》,否定杨杼之说,摘其要如下:
(1)杨章以上至杨杼、配氏、生子、官职谥号、均有记载。三千多年前有如此详细之记载,难以令人置信。
(2)杨杼之名,翻遍先秦典籍:《诗经》、《书经・周书》、《左传》、《国语》、及汉代司马迁之《史记》以至《竹书记年》,均无记载。杨杼以下二十二世,梅州谱记有许多人入仕为达官显宦,但但翻遍先秦典籍及《史记》,其人其事,均找不到丝毫踪影。
(3)从汉唐至明清之历代杨氏和非杨氏众多著名博学之士如杨雄、蔡邕、杨炯、杨炎、杨大雅、张说、陈子昂、常衮、欧阳修、杨万里、杨奂、元好问、宋濂、杨士奇、杨涟等所写许多有关杨氏之文字(墓志铭、谱序、传记等)都没有一个人提到杨杼及其下至定悼、伯侨之世系。
(4)杨杼之说,翻翻遍历代姓氏专著如《潜夫论・姓氏志》、《姓纂》、《通志》、《路史》、《古今姓氏书证》、《姓氏急就篇》、《万姓统谱》、《奇姓通》及清人陈廷炜蓍《姓氏考略》、熊峻运著蓍《增补族谱箋释》等,亦找不到丝毫踪影。
(5)梅州谱始修者杨文富于宋淳佑八年(1248年)所写之谱序,明杨宗信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距杨文富之谱序169年)所写谱序,对肇姓始祖亦不提一字。可见,因史无记载,他们态度谨慎,不敢妄言。
(6)杨杼之说,翻寻《四库全书》,亦无出处。
(7)梅州谱提到伯桥、杨肸、六卿一段文字,年代错乱,史实不实。杨章以下世系亦有错乱错接。
除了以上《族史》所列否定杨杼之论据以外,我再补充以下几项意见与资料,也是否定杨杼之有力论据。
(1)《通书》33页、《通史》43页综合广东梅州谱、湖南城步谱、卯田谱与杨大刚编修之《杨氏族谱。说“一世杨杼(姬杼)…生于周成王二十年丙辰(前1085年)七月十ー日子时。……卒于周穆王二十三年庚辰(前999年)四月初八日丑时”。杨杼以下各代及配偶之生卒年月日时甲子、生子、官衔、谥号、墓葬之地点地形山向亦有详细之记载。《通书》编著者认为“为诸谱谍所罕见”。“很有价值,很有权威。”(《通史》中这些话已删去),却不疑真假,实在遗撼!
这些族谱之编修者,自以为记得如此详细确凿,别人还不信以为真吗?(确实,毫无历史知识或马平大意者,会信其为真。《通书》之编著者不但信其为真,而且认为“很有价值,很有权威”,看来或属于马乎大意吧!)其实却弄巧成拙,恰好成为弄虚作假之铁证。何以见得?请看下面剖析评说:
首先,请看看中国古代史之权威巨著《史记》周本纪及三代世表可知:中国历史有系统连贯之甲子纪年,始于周宣王未亲政时之共和元年庚申(前841年),宣王之前,所谓杨杼出生之年,《史记》根本未有明确系统连贯之甲子纪年与王朝纪年。司马迁只能记某王崩某王立而已。或曰《史记》无记载,其他古籍可有记载。请看司马迁在《史记·年表第一》前头之“引言”: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成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可见,周宣王共和元年以前,黄帝以来,《尚书》虽曾有年数记载,但有很多阙漏,不能连贯,不可能依次记录。因此孔子序《尚书》只好“疑则传疑”,不作无根据之推算编上年月,盖十分谨慎严肃也。
《牒记》自黄帝以来虽有年数,但司马迁查对《历谱牒》与《五德终始之传》等古籍,均各不相同,才知道孔子序《尚书》不次年月日之不错。所以,他把自黄帝以来至共和此段世系,根据《五帝系牒》与《尚书》集成《年表第一·三代世表》,都没记年月甲子。
《春秋》是我国最早第一部有连贯系统之编年史，有详细之年月记载。但《春秋》之纪年始于公元前722年,在宣王共和之后119年,不可能有宣王以前之纪年,即成王、康王、穆王时(所谓杨杼生卒时代)之纪年。《史记·晋世家》亦指明:“靖候以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候五世,无其年数。”
考古出土之殷商甲骨文,虽有甲子记载极少数极简单之记事,如“王申雪”、“已卯雹”、“已西大雨”之类零星记事,并未有系统之纪年。
连司马迁与孔夫子都都弄不清宣王共和以前之纪年,宋代以后这些族谱编修者如何知道杨杼出生时是成王二十年,是丙辰,是前1085年?不是随心所欲推算编造吗?还应该指出:宋代始修之梅州谱，仅以杨云岫为始祖，上世缺记,根本没有如此详细之生卒年月日时甲子等记载。这些生卒年月日时甲子记载,《通书》作者抄自杨大刚胡编乱造之《杨氏族谱》。
再者,宣王以上至成王,十代之多,几百年之久，各代之帝王后妃,《史记》等古籍尚且没有如此系统而详细记载生卒年月日时甲子等。唐叔虞以下各代嫡传晋候与配偶,亦无如此详细之记载。而杨杼及其以下各代与配偶,既非帝王后妃之尊,又非嫡传晋候之显贵,难道有专职史官长期为他们作系统详细之记录吗?即使有人记,而当时尚未有明确系统之甲子纪年纪时,如何能记?其理甚明。
周宣王以上所谓杨杼出生之成王前后之纪年纪时,不但孔夫子、司马迁不清楚,当今著名之科学家、史学家,仍未能弄清宣王之前仅五代之周懿王元年究竟是公元前多少年,更不用说宣王以上十代成王之纪年了。
请看1997年4月11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科学新闻:《追踪“天再旦”的奥秘》,报导了1997年3月日全食和推算周懿王元年究竟是公元前多少年一事。摘要如下：
“《竹书纪年》载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意为周懿王元年郑地天明后忽又昏暗,继又复明。”即日食也。
“《史记》记载:中国有明确的纪年,开始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各种早期之文献,互相不同,长期无法定论。”“美国华裔天文学家彭瓞钧,利用先进的计算技术,得到懿王元年“天再旦”日食,发生于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即懿王元年为前899年。
“我国天文学家,中国紫金山天文台的张培瑜先生,通过天文台计算推算,认为公元前925年6月3日这次日食为懿王元年可能性更大。”
“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刘次沅博士认为彭瓞均的结果还远不能作为定论。”
由此可见,孔夫子、司马迁与当今之科学家都不清楚周宣王以前之纪年。我们这些族谱编修者,难道比他们更高明,有本事推算到或找到周宣王以前之纪年吗?回答是否定的，绝不可能。(2001年11月9日中央电视台公布史学科学家推算出来的共和上溯盘庚的年表,虽不是共和以前古籍留下的记载,报导者也认为为“仍然不是绝对准确”,但若以此年表与与《通书》所写“杨杼”以下各代生卒年月时相对照,更显出《通书》之胡编乱造。)
由此可见,杨杼之说及其以下二十三代生卒年月日等记载,乃是近世之人胡编乱造无疑。此外,《通书》59页、《通史》60页页说:“杨喜生于汉文帝九年庚午(前171年)六月十六日亥时…卒于汉武帝五十一年辛卯(前90年)十月十二日未时”。但《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杨喜卒于汉文帝十年(前169年)并无生年记载,更无月日时甲子之详,究竟谁对呢?杨喜以下杨敷、杨胤之卒年,《通书》所述亦与《前汉书》不同.《前汉书》比《通书》更可信吧!赤泉候杨喜之生卒年既错,则上推至杨杼世系和下推至杨喜以下世系,《通书》所述之生卒时间均不能成立矣。
(2)唐玄宗为其宰相杨国忠之父撰写《杨殉碑》有云“叔虞剪圭，自周封晋，伯侨食采受邑君,杨氏族之先也。”(见《全唐文》)
唐朝皇帝所撰之碑文,比宋以后所修之族谱早几百年之多。且是帝王之作,是必有所据者。(《隋书·经籍志》载有《杨氏族谱》四种,后散佚)。认为伯乔是杨氏族之先:,而不说杨杼食采受邑君,不说杨杼为杨氏族之先。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典籍史料记载叔虞有个次子杨杼之故。实际上并无其人。或曰此伯侨为杨杼之23代孙、定悼之子,亦不能自圆其说。因定悼之子伯侨并不“食采受邑君”,即使受封,也只是所谓“三封杨候”,距离叔虞与杨杼二十三、四代之多,应有六七百年之久。为何不以所谓叔虞之次子,所谓首封杨候之杨杼为杨氏之先而以23代之“伯侨”为杨氏之先?而且还有所谓“封杨候”之箕子七代孙绍甲之嗣子涧(说是周宣王之子,据此说,弘农杨氏非叔虞后裔)在前,以“三封杨候”之“伯乔”为杨氏之先,岂不悖于情理?其理甚明,此伯侨绝不是杨杼23代孙,绝不是定悼之子。
(3)《通书》41页、《通史》53页所述,关于伯侨三封杨候之说,有两种不同之记载:第一种认为定悼之子伯侨受封于杨为杨候,即所谓“三封杨候”,是杨杼23代孙。根据是在“杨氏家谱中”,没有提出任何史料依据;第二种根据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伯侨是晋武公次子,晋献公之弟,是杨氏受姓第一始祖。
第一种说法之根据是“在杨氏家谱中”,没有说明是何处何时何人所撰之家谱。这种家谱总比不上《新唐书》可靠可信吧?不单单《新唐书》记载晋武公子伯乔是杨氏始祖,如上所述及以下所述,“晋武公子伯侨”之说,史籍中随处可见,而杨杼与定悼子“伯侨”却亳无根据,毫无佐证。
不知《通书》编著者根据什么,把晋武公子伯桥从杨杼算来是12代。”因而弄不通相距几百年之两个伯侨各异之原因。就马虎随便以“其原因姑置之不论。”硬以杨杼为始祖“廷续”世系,不作考证,岂不太轻率吗?(关于两个伯侨之辩,下面另辟一节评述)
(4)《通书》88页(《通史》已去)所述,近年出土一批北魏时杨氏墓志,比《新唐书》更早,是确确实实可靠可信之历史文物证据,《通书》亦说是“研究杨氏世系的有力铁证。”但十分奇怪和遗憾,且令人不解的是《通书》作者对此重要宝贵之“铁证”却视而不见,只抄录而不细看、不研究。(2000年12月《通书》改名《通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时干脆将这些作为“铁证”的墓志铭删去了)。《通书》59页(《通史》已删去)所引之杨泰墓志云:“长源浩浩,远书悠悠。起自自唐叔,发系隆周。伯侨分晋,是曰杨候。皎皎赤泉,千载承流。”此杨氏起源之铁证。注意:为何不提到所谓“首封杨候”之杨杼?此“唐叔”无疑即唐叔虞,而“伯侨即晋武公次子伯侨无疑,绝不是所谓杨杼23代孙定悼之子伯侨,因为定悼之子伯侨距“分晋”已很远,几百年之久,此其一;其次,若杨杼是叔虞之子,又是所谓“首封杨候”,还有所谓“二封杨候”之杨涧,接叔虞之后,必然应是杨杼,绝不应轮到23代所谓“三封杨候”之定悼子伯侨。不提杨杼,也和唐玄宗所撰之《杨珣碑》不说杨杼为杨氏之先而说伯侨为杨氏之先一样,因并无杨杼其人,叔虞并无一个次子杨杼或姬杼,谁能举出史料证明“杨杼”之存在?
(5)杨偕于宋治平戊申(1068年)所作《杨氏新昌谱后序》称:“叔向之子日季夙、曰道,逃居居华阴仙谷,遂为华阴杨氏。”叔向为杨肸之字,是伯侨之玄孙。杨章、杨震即季夙和道之后裔。和北魏杨泰嘉志、唐玄宗《杨珣碑》一样,均以晋武公子伯侨为杨氏之始祖。
(6)《通书·杨姓》等所列杨杼至定悼之子的世系。三改血缘:第一改,把绍甲列为七世,所谓“大太祖”;第二改,把尚父列为八世,所谓“再封杨侯”;第三改,把伯侨列为二十三世,所谓“三封杨侯”。实在离奇!成何体统?绍甲何许人?《通书・杨姓》说是箕子七世孙。箕子又是何人?并不是杨杼六世孙(姑不论有无杨杼其人),而是商封庶兄(见顾宝田、陈福林注译《左氏春秋译注・鲁闵公二年》《注:82)。就是说箕子及其七世孙绍甲都不是杨杼之血缘,并不是杨氏先祖,不是叔虞之后裔。
尚父既不是绍甲之亲生之子,也不是杨杼之血绿八世孙,而是周宣王之少子。是叔虞之长兄周成王之后裔,《通书・杨姓》说,尚父是绍甲之养子,螟蛉之子,虽可承桃,但查无史据。有何史籍记载周宣王让其少子给绍甲收养?伯侨也不是杨杼二十三世孙,不是定悼之子。(若为定悼之子,按其上世世系,是成王血缘),若是晋武公之次子,显然又回到了叔虞血缘,(下即有《两个伯侨之辨》,可知定悼之子伯侨之假)。如此三改血缘,足见其混乱与荒唐。
(7)山西太原晋祠是叔虞之子孙为祭祀叔虞修建的,那那里有很多碑石铭文,完全没有杨杼(或姫杼)之名。是千古之铁证,叔虞根本没有个次子杨抒。
综上所述以及《族史》根据许多史料之辨析论断,可肯定我弘农杨氏之肇姓始祖绝对不是杨杼,也不是所谓的“二封”之杨涧、与所谓“三封”之定悼之子伯侨,而是晋武公称之子伯侨。
(二)两个伯侨之辩
《通书》41页所述,杨杼23代孙伯侨(定悼之子)字文实,谥贤敬,配于氏,生三子:逊、近、述。
43页所述,晋武公子伯侨也字文实,也谥贤敬,也配于氏,也生三子:逊、近、述。这就奇怪之至矣,两个人,时间相距约十一代,几百年之久,名字、谥号配氏、生子数、三子之名均相同。如仅一两项相同,或可能有偶合,如此多项完全相同,绝然不是偶合,其中必有蹊跷。可以肯定必是同为一人,不是两人。但一人不可能有二父(定悼与晋武公称),一人也不可能处于相距几百年之两个时代。因此可以肯定其中之一必假,是应用了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之手段。而且可肯定是后世之人所为,弄虚作假。因《通书》是引述自宋以后所修之某些杨氏族谱。
究竟何种说法是移花接木、弄虚作假?只要弄清宋代才始修之广东梅州谱以杨杼为始祖及其下23代之世系是否属实,即可得到答案。我认为“杨杼”之说,毫无根据,毫无佐证,不能自圆其说,前已有所论述,根本无杨杼其人,何来23世孙伯侨?谁能找到典籍史料证明有杨杼其人其事?证明有定悼及生子伯侨?
说伯侨是杨杼23代孙,必定是以杨杼为肇性始祖修谱之人所为。因杨杼至定悼之世系毫无历史根据,梅州谱中明代杨宗信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所作谱序亦称:“宋末兵火,谱牒无存,先世之事。多不可考。”无法接上有史可考之杨章、杨震之世系,乃采用移花接木之手段把晋武公子伯侨列为定悼之子。用移花接木手段把伯侨列为定悼之子者,可能自以为一箭双雕:既解决了下接杨章、杨震世系之难题,又可以搞乱和否定晋武公子伯侨为杨氏受姓始祖。用心良苦!然而毫无历史根据,岂能一手遮天!胡编乱造者实为先祖抹黑,造成混乱,愧对先人与后裔。
(三)杨家将之世系十分混乱
因为我们这支正是杨家将的后裔,故特关注此世系。《通书》摘自《宋史》有关之史料基本不错,对杨家将之评价还可以。但对其世系之叙述却太混乱与荒谬。请看:
(1)《通书》172页“表8杨业家族世表”(《通史》已删去),前头有一段夹注:“索源始祖为杨杼之后,传震公长子牧公世系衍生,杨坚支系杨广的儿子侑发展而来。”此段夹注,且不论其文理、语法累赘不通之极(如“索源始祖,为杨杼之后”。应为“索源始祖为杨杼”,而不是“杨杼之后”。又有什么“牧公世系衍生”,又是“杨广的儿子侑发展而来”,是“始祖由牧公世系衍生和杨广儿子发展而来吗?如开头说“索源杨业家族之由来”,则文理、语法可说得通。主要是内容混乱错误,不符史实,必须正之:
杨坚、杨广、杨侑是杨震后裔虽不错,杨业家族并不是“牧公世系衍生”,也不是“杨广的儿子侑发展而来”,而是杨震后裔之两个不同之分支。杨业是杨震第五子杨奉(杨牧之弟)之后裔。《族史》所述之世系才符合史实,此错误如不是《通书》之作者弄错,可能是杨业后裔某些子孙因杨坚是杨氏所出之皇帝,又不了解历史,而挂接上杨坚之世系。或明知不同世系,但攀龙附风之思想作怪,硬挂接为杨坚之后裔以为荣耀,但不符合史实。而《通书》之作者,不查史籍,不作考证,作此夹注,造成混乱,影响恶劣。
(2)《通书》168页、《通史》164页所述,延昭、廷朗同为一人,而172页“表8”(《通史》已删去)却列为两兄弟。仅三页之隔竟如此前后自相矛盾,轻率马乎至此,实为罕见,出人意表。
(3)《通书》168页(《通史》163页倒2行)说:“综合几家《杨氏族普》,对杨业世系作如下订正:杨业本名重贵,字继业。”
此订正反而订误矣!本名虽为重贵,“继业”并不是杨业之字。他早年任北汉主刘崇指挥使时,刘崇赐其同姓,取名刘继业。与刘崇之子刘继元同辈同派,姓名都改了。古人之字,多为名之衍义。重贵与继业,毫不沾边。刘崇死后,其子刘继元继位为北汉主,后来被宋兵打败而投降宋太祖赵匡胤,当时继业(重贵)仍固守太原。宋太祖早闻重贵英勇善战,欲得为将,乃命刘继元诏之归宋。太祖喜得良将,恢复其原姓杨名业。从此杨业成为一代名将,流芳千古。可见,说继业是重贵之字,岂不荒谬？
《通书》173页(《通史》167页)之杨琪墓志记载君之伯祖继业”此墓碑作于北宋,紧接北汉之后,作者显然受到刘崇赐姓改名之影响,仍称杨业为继业,是可理解的。但请注意:此墓墓志并不说“继业”是重贵或杨业之字,而是正名或原名。因此也不能用以证明“继继业”是重贵之字,其理甚明。
(4)《通书》172页“表8”(《通史》已删此表)把文广、充广、文贵列为延朗之孙,实际是延昭(即延朗)之子。此表中之名字,如宗宝、宗政、宗触等,乃是把戏剧小说中之人名与正史之人名混淆,如179页(《通史》172页)“杨家将演义”“宗保(宝)领兵征依智高。”实际正史《宋史》只有文广随狄青征依智高,并无宗保(宗宝)之名。此表中之宗宝或即文广，此表竟把宗宝列为文广之父(自己是自己之父)!把文广等列为延昭之孙(儿子变成孙子)!可见“通书”之作者所引用《宋史》之史料是转抄别人之资料,并末认真详阅《宋史》有关章节,否则不会弄出如此荒唐之笑话。
(5)杨业之原配夫人是折氏,并不是余氏。折有二音,其一与佘谐音。“佘太君”乃小说戏剧中用名,文艺作品中之故事、人名、世系,岂能与正史族史混淆!如戏剧中之穆桂英乃源于文广之妻慕容氏,穆、慕谐音,也是一例。《通书》167页(《通史》162页)曾有不能把戏剧小说与历史档案史料混淆之论述,为何在杨业家族世系中混淆得一塌湖涂?真是奇怪之至,荒谬矛盾之极矣!但细想起来统观全书,作者缺乏严谨之治史精神,没有掌握丰富之史料,没有认真考证辨析,焉能不谬误矛盾百出?则又不奇怪矣!
(四)明朝名臣杨士奇世系亦很混乱
《通书》209页(《通史》198页)说:“常德汉寿花园杨氏是……杨辂的后代。其明迁始祖杨昌敬是杨辂十五代孙。”211页“表10”(《通史》已删去)之“花园杨氏世系”以晋武公子伯侨为一世祖。“即杨辂、杨昌敬是晋武公子伯侨之后裔。”
212页(《通史》200页)说:“长沙望城县卯田谱杨氏,也是……杨辂后代,其明迁始祖杨奎三……是杨辂十九代孙。是杨杼的八十二代孙。”
又是怪事之一,杨辂为何有两个始祖?(伯侨与杨杼)。或谓作者是照抄“花园谱”与“卯田谱”,不应责怪。但抄而不辨,不考证,读者那能不感糊涂?怎能称《通书》?如果书名是《杨氏族谱资料汇编》,可以只抄不辨,供读者参考研究,还能说可以。而作为《通书》,岂能辞其咎?《通书》195页(《通史》186页)既然说明已订正杨辂非文友之子,为何在《通书》213页(《通史》201页)又将杨辂写为“文友四子”?(文友生子名构,《梦溪笔谈》作者沈括为杨构作有墓志铭。)岂不太马虎吗?
193页(《通史》185页)说杨辂是晩唐人,281页(《通史》261页)却又根据什么周征松所谓“考证”说是杨业之侄所生四子之一,则又是宋朝人矣。同一本书,如此前后自相矛盾,孰对?
281页(《通史》261页)把杨辂、杨士奇之子孙说成“亦即杨家将的后代”,又是一个荒谬。两者乃是两个不同之分支,并不是直系相传。
杨震第十代孙杨结生二子:杨珍、杨继。杨辂、杨士奇是杨珍之后裔,杨家将是杨继之后商。怎能说杨略、杨士奇之子孙是杨家将之后代呢?
“湘西杨家……“四修之《杨氏宗谱》”并不像《通书》所说:是“不可辯驳的历史见证”,一本宗谱,不管经过多少次重修,岂能称为“不可辩駁的历史见证”?把杨士奇之子孙列为杨家将之后代,完全是此族谱之作者攀龙附风之思想作怪,以为荣耀,或昧于历史之所为。正如把杨家将说成是“杨坚支系杨广的儿子侑发展而来”一样荒谬,并不符合史实。
此类族谱、宗谱,在以前印刷出版业不发达,历史书籍不多,交通、讯息不便,文盲占大多数之年代,尚可以蒙骗许多人,现在越来越难蒙骗了。
(五)文艺与历史混淆之典型败笔
《通书》第一章第五节,25至27页(《通史》37页至39页)“《封神演义》中杨戬及其他”,根本不可取。是文艺与历史混淆之典型败笔。杨业家族世系亦如此,已如前述。此节更为突出而明显,表现出作者十分热衷于把文艺当作史料之谬误,反映出作者史学水平与治史方法令人不敢恭维。
《通书》说《封神演义》是“一部历史科幻小说。”这部神话小说,能否称称为科幻小说,能不能与凡尔纳以来许多科幻文学家之作品相提并论,恐怕还有争议,需要研究。但此乃我们题外之义,姑置之勿论。我们是在作杨氏之寻根溯源,不是研讨文体。
我们须要议论之事是:《通书》在此节中,明明说此书是明朝文人之杜撰虚构,并不是西周武王时之历史记录,也不是当时文人所写之小说或纪实文学作品。可能并无杨戬其人,而是虚构之人物(文艺完全允许,历史可不行),甚至可以肯定说就无此人。正史、典籍有其人其事之记载吗?《通书》却花许多笔墨去摘引大段虚构之对话,煞有介事地去分析武王为何不分封杨戬爵位,不是多此一举,故弄玄虚吗?此其一。
其次,《通书》说什么“从对话和民间传说中,我们也能窺见到在西周初年,或许就有了杨姓的端倪。”“这种杨姓人只是“恬淡成性的山谷野人’罢了”。
请看,《通书》之作者竟有如此神奇之本领与洞察力,能从明代文人“杜撰虚构”之神话小说之对话与民间传说窥见到几千年前杨姓之端倪。此小说虚构之对话与民间传说之价值,在作者看来尤胜于考古出土之西周文物,尤胜于古典史籍与文献。
众所周知,已有充分确实可考之历史资料记载证实:杨姓始于武王之子唐叔虞之后,(以“杨杼”为始祖者,有所谓绍甲、涧两次承嗣,已更改血缘,而非叔虞世系矣)。怎能根据明朝文人杜撰虛构之小说可以窥见西周武王时或许就有杨姓端倪?
杨姓始于唐叔虞之后裔,晋武公子伯侨封于杨为杨候,虽亦属西周,但绝不是在武王之时或之前。就以虚构之杨杼来说,虚构者亦认为在叔虞之后。
可见从虚构之杨戬“也许能窥见杨姓的端倪”,岂不荒谬可笑?如有人说从《西游记》之孙悟空可以窥见孙中山先祖之端倪,从《红楼梦》之贾宝玉可以窥见贾平凹(当今颇有名声之文学家)先祖来源之端倪,能不令人捧腹吗?
(六)《通书》其他谬误与毛病
(1)《通书》35至36页(《通史》43至48页)说:“箕子七世孙绍甲阵亡后,王不忍其绝后,不得已命王子讳涧再封杨侯(命王子涧去封谁为杨候抑或封王子涧为杨侯?)以承其祧。”而还面叙其身世。又说:“8世杨涧,绍甲养子,字尚父”,杨涧既然是宣王少子尚父,绍甲阵亡后才封其承祧,何以忽又成了绍甲之养子?若是绍甲之养子,已是当然承祧之人,(除非其忘恩负义),又何须封?看来伪造之谱难免语无伦次且语法不通。宣王少子尚父有其人其事,杨涧是否即尚父?有何史籍根据?又是移花接木吧?
(2)44(《通史》56页)说:“杨食我遭迫害,子孙逃往华山仙谷中避难。”(此为史实一一士威注),何以下面又说自其下一代杨道起至杨章十一代均在周王朝为官?岂不荒谬?代代为官,绝不可能,该谱始修者或重修者可能认为先祖无官不光彩,而擅自给先祖封官授爵。《通书》抄而不察,实为憾事。
(3)35页(《通史》45页)说:“七世杨绍甲…生于周夷王元年丁西(前924年)……周宣王甲戍(前827年)敕命肇封为大太祖杨侯。卒于共和元年庚申(前841年)……寿83岁。”
首先应指出其所谓生卒之时间,同前面杨杼之生卒时间一样,完全虚假不实,前面已详细评述,不须再说。
现应指出其谬者是:“敕命肇封”是皇帝之命(姑且假设此时有皇帝敕命)所封,并不是绍甲之子孙封,皇帝岂有封其为“大太祖”之理？大概为此族谱之作者所封吧?
其次,以杨杼为始祖之说,既已说杨杼为所谓首封杨侯,而绍甲为所谓二封杨侯。何以又说绍甲为“肇封杨侯”?“肇”者开始也,肇封者始封也。肇封杨侯者究竟是绍甲还是杨杼?再者,绍甲既为“大太祖”,则杨杼是大大太祖抑或是小太祖?如此语无伦次,再次暴露假造之谱难免矛盾百出,捉襟见肘。
再次,生于前924年,受封封于前827年,就是说绍甲97岁才受封。虽说是大器晚成,寿命百岁,不为怪。但《通书》说他只“寿83岁”。岂不是死后十四年才封侯?岂不怪哉?又:生于前924年,卒于前841年,应为73岁,何以说“寿83岁”?是纪年弄错了吧?在如此短短一节文字中,竟有如此多之谬误矛盾,实令人吃惊。是杨大刚编修之《杨氏族谱》错抑或是《通书》作者弄错?看来双方均不能辞其咎。此处顺便指出:杨大刚编修之《杨氏族谱》,从《通书》摘引杨杼等之生卒时间、官衔、谥号、墓葬等等看,肯定虚假无疑。无须重述。现在就墓葬补充一项新鲜之资料,足证其虚假:
1997年10月16日《深圳商报》“文萃周刊”发表篇《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专文说:“由于年代久远,我国西周史之研究,资料相当缺乏。由于西周墓葬‘不封不树’,没有留下任何地面标志,周天子的陵墓无迹可寻。”此文说近几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出西周分封的国君诸侯墓,才有重大发现:“山西曲沃曲村出土的17座八代晋国之君及夫人墓地”。“有很多青铜器上铸有八代晋君的名字。”(可惜没有写出此八代晋君之姓名,待查)。
南方各省部分杨氏族谱,以杨杼为始祖(且不论有无其人)。此类族谱均说杨杼为周武王子唐叔虞之次子,当属于西周初期。所记之杨杼墓葬之地址、山形、山向等,记得清清楚楚,甚至绘有图形,多么确凿!胜过当代天子与嫡传晋侯多矣。且杨杼以下,连配偶亦有记载。能令人相信吗?
(4)31页(《通史》已删除)说:“唐叔虞…生三子:爕、良、公明。一说生二子:燮和杼”。
生三子,有史料为据。至于“一说生二子”之“说”出自何处?有无史籍、史料为据?我只见某些杨氏族谱有记载,却找不到任何史料出处,或因我历史知识浅薄,谁能有以教我?
(5)112页“表7”(《通史》已删除)杨侑列为杨广之孙,杨昭之子。而172页“表8”前头之夹注却说:“杨坚支系杨广的儿子侑发展而来。”则杨侑既是杨广之孙又是杨广之子，岂不是天大笑话!同一本书竟多处前后自相矛盾,太马虎矣!
(6)33页所述,梅州谱、城步谱、卯田谱均以杨杼为始祖,不以晋武公子伯侨为始祖。说晋候變之后裔“复姓羊舌”,不能把“四知堂”的伯侨与“河东堂的”羊舌氏混为一谈。(《通史》已除)摆出一付杨氏正统之架势,其实是徒劳之举。
第一、前面第一节已详细论证:根本就无杨杼其人,何来23代孙伯侨?
第二、前面第二节“两个伯侨之辩”又充分说明所谓定悼之子伯侨,毫无史籍史料根据,实乃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之手段把晋武公子伯侨列为定悼之子,谁能拿出史据来推翻此论证?
第三、羊舌氏是不是另外一姓,是否与“四知堂”无关?“羊舌”乃较大之地域名称。包括铜鞮、杨氏、平阳三地。欧阳修之《新唐书》与杨绘之《杨氏血脉图序》等均有记载。晋武公次子伯侨及其子孙食采于此地称羊舌大夫、羊舌氏,羊舌突、羊舌职、羊舌肸,都是以地名冠于人名之上之称谓。羊舌肸即杨肸字叔向。《通书》45至54页就以十多页之多(《通史》已全部删除,以便压缩篇幅,加插图)的篇幅详述其生平及政治思想。题目就是“政治家杨肸的荣枯与人品”。同一本书,前头说羊舌肸不姓杨,而是另外一姓羊舌。后面又说羊舌肸是“政治家杨肸”,怎能自园其说?
其实“四知堂”之杨震正是晋武公子伯侨至杨肸、杨章之后裔。有充分史料为据,“族史”有精详之论述。谁能拿出杨杼与定悼有子伯侨之历史根据?正因没有定悼子伯侨,不能接上杨道、杨章至“四知堂”杨震之世系,成为以杨杼为肇姓始祖之族谱编修者难解之历史死结与心病,乃绞尽脑汁,采用不光彩之移花接木手段,把晋武公子伯侨列为定悼之子。反而倒打一耙,诬说晋武公子伯侨及其子孙属于另一姓,不姓杨。妄图否定晋武公子伯侨为杨氏肇姓鼻祖,又可以标榜杨杼之假世系为正统。但假就是假,经不起推敲辨析,无历史史料为据,岂能成真？
很有说力的是:“四知堂”杨震公出生与安葬地陕西潼关县“杨震后裔宗亲联谊会”会长杨焕海致信我说:“杨氏始祖并不是杨杼其人”等等。又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张玉枫等编著的《杨氏源流》也不以杨杼为始祖,而是以晋武公子伯侨为始祖。以杨抒为始祖者说杨震是杨杼之后裔。而杨震故乡宗人全不买账,岂不是极大讽刺与笑话?
杨杼之世系为何造假?广东梅州谱始修者杨文富所作之谱序,透露了隐秘。其谱序有云:“上世祖宗坟墓,山川间阻,不能挂扫。惟唐有大始祖,朝议大夫(按此语有语病,应为“唐有梅州杨氏大始祖”,即杨云岫),官粤寓梅,遂立家焉”等。就是说,杨云岫于唐朝时从北方来到广东梅州作官,因交通很不方便,路途遥远,其后裔遂与北方故乡断了联系,又无族谱世系留传下来。当然无法知道先祖世系,后有人遂造假世系以自慰。
我的家乡广西宾阳县杨氏三个村就有同样情况,三个村的开基始祖是亲兄弟:福安、福登、福盛。从北方山东到广西宾阳(宾州)落籍定居,直到十多代后才各自修谱,又不互相联系研究,“各自为政”,大家都根据口传知道从北方来时的远祖是杨藩公和村开基始祖。杨藩公至村开基祖之间多代先祖已失传中断,于是遂各自造世系,而各自造之世系,代数与名字完全不同,且各自叙述南来的时间、情况亦不同,足证造假无疑。其他地方也很可能有类似情况。
(7)56页“关于以伯侨为始祖的杨姓”一节,对于伯侨究竟是晋武公子或出公之子,及周宣王曾孙或周宣王少子尚父或景王之后诸说,《通书》作者认为“其说参差,不可考矣”。(《通史》已删除,见53页内容)其实并不是不可考,而是作者根本不去费神费力查考。《族史》一书作者对此搜罗许多史料,极精辟雄辮地条分缕析,辨真伪、正误,很有说服力,证实伯侨是晋武公之子是杨氏之肇姓鼻祖。其他均为不能成立之讹传,是错误之说,更不是定悼之子。请参阅《族史》第一篇。
(8)33页(《通史》43页)摘引杨大刚编修之《杨氏族谱》说:“一世杨杼……生于周武王20年丙辰前1085年”。225页(《通史》211页)却说:“如按《梅州谱》以杨杼为始祖,从公元前1085年封候起……”一说前1085年生,一说前1085年封为杨候。杨杼出生那年封候。谓之矛盾百出、荒谬可笑,不过分吧?是杨大刚之族谱错抑或梅州谱错,或是《通书》作者错,实难解难分。不管谁错。《通书》作者均难辞其咎。
(9)277–278页(《通史》257至258页)说山西代县的忠武祠……廊西厢有元以来石碑四通。为杨族世系碑。……碑阴刻杨业父杨衮至杨怀玉17世世表，杨业父正史是杨信或杨弘信,杨衮是契丹之将,如何说是杨业之父?清代杨茂林于道光丁未年(1847年)编修之山西代县《杨氏族谱》亦以杨衮为杨业之父,是杨茂林以此碑为据抑或此碑根据杨茂林之作镌刻,未详考,不论如何,均为讹误。《通书》172页之“表8”(《通史》已删去)亦以杨弘信为杨业之父,但又列杨衮为弘信之兄。即杨业之伯父。同一本书,一处说是杨业之父。一处处说是杨业之伯父,《通书》此类前后矛盾实在太多矣!
(10)112页“表7”(《通史》已删除)杨坚家族世系,把整、嵩、惠、达列为杨忠之弟。而《隋书》四十九卷所载,则是杨忠之子、杨坚之弟。正道是暕之子,不是浩之子。《通书》不会比《隋书》可信可靠吧？
(11)《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所列杨氏世系是研究杨氏的珍贵史料,该表所列世系,上下代之间谁是谁之子,一清二楚。《通书》134页(《通史》已删除此节文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杨姓世系》一节所述上下代之间分不清谁是谁之子,使人怀疑《通书》作者是否看懂该表?否则,不会化清楚为糊涂。
(12)14页(《通史》25页)关于黄帝升天之传说,臣民不舍,哭哭得泪流成沮(河)之神话,以夸张之文艺手法表现人民对黄帝崇敬之情与怀念,显然是后人编写之迷信故事,录之未尝不可,但应在行文中叙明,或加注释以免宣扬迷信为好。
(13)第5页(《通史》第18页)根据某些族谱所记说:“商纣王五十三年(前1122年)”与“(武王卒于公元前1103年)”。这些纪年没有任何可靠之历史根据,前面已详述:西周共和元年以前之纪年,孔子、司马迁以及当今之科学家、史学家尚且弄不清。这些族谱之编修者比他们更高明吗?
(14)第8页说:“黄帝是中华民族拓荒者。”(有关文字《通史》已删除)。此言不错。但说许多发明(文字、制制衣、建房、训兽、算术、音律、医学、阴阳五夫一妻制、雨伞、酿酒、舟车、指南针、养蚕等等)都是黄帝时发明发现,使“中华文化从此大备”,则难说不谬。凡稍懂社会发展史者,都不会相信此说。这些东西不可能都在黄帝时“大备”。可能有某项出在黄帝之时,部分则在黄帝之前或之后,须靠考古才能证实确定。因黄帝之时尚无文字记载历史,没有记下发明者与发明时间,后世之人,把这这些发明创造,均归功于黄帝以示崇敬而已。
(15)2–5页“表1”(《通史》15-17页)与27页黄帝至武王之世系,比《史记》所载多出(6)(7)(16)(18)(20)(21)(22)(23)八代之多。又第9页(《通史》21页)说:“螺祖生昌意、玄嚣、龙苗。”《史记》却无龙苗。《漳州谱》有无史籍根据?
(16)104页(《通史》104页)关于杨坚降生之描述,“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等等,也是迷信虚假之言,肯定绝无此事。此乃历代封建帝王以真龙天子自居,御用文人胡编乱造以蒙骗人民,巩固封建王朝统治之愚民手段。既有传说记载,录之以存当年之意识形态,未尝不可。但当今科学虽然昌明,迷信之风仍远未消灭,应应加批判之注释,以免宣扬、助长迷信之风为是。不能因杨坚是我杨氏所出之皇帝而不顾科学真理,曲意包容,贻害后代。
(17)据《魏书》北魏杨津生五子:遁、逸、谧、愔、岐。遵彦为杨愔之字。《通书》196页却将遵彦、愔变为两人,使杨津之子多出一人,莫非未阅史书吗?
(18)41页所述:“传说伯侨出生时,两手合而不开。百日之后,两手忽开。左手纹有“木”字,右手纹有“易”字,乃合为杨也。”(《通史》已删除)此种族谱之记载,实乃以拙劣之迷信谎言来神化先祖之把戏。实无须照录,毫无承传之意义与必要,不足为训。
(19)卷首之几幅画像,画工不错,连杨杼都画上了。正如小说等所绘之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一样,作为艺术形象,以增强直观感染力,无可非议。但必须指出:一是这些画像并不是本人真实容貌(杨杼根本就无其人),不是以本人为“模特”描绘,且多半是其去世之后,未见过面之人所绘绘画,更不是摄影,根本不是原貌。我就见杨震公两帧画像,脸形绝对不同,两幅摆在起,如像下不注明杨震公像,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同为一人。这些画像是作者根据构思,想象创作者。二是若历史上真有其人、如杨震、杨坚、杨业等,作为艺术形象,尚可赞许。历史并无其人之杨杼,只能产生极坏影响,使不了解真相者以为真有其人,助长以讹传讹。《通史・杨姓》为销售目的,将《通书・杨姓》大量删削,空出篇幅,增增加不少插图,以便收连环画般的效果,其中人物画像,亦如上述。绝大多数插图与文字不相对应,不过用来招揽购书而已。称为《通史》,实在是文不对题,令人慨叹。
(20)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即广明之乱,其时在公元880年,《通书》216页(《通史》203页)记杨再思生于唐懿宗成通十年(869),又言再思受命守杭州抵御黄巢,须知再思时方11岁,何能受命?亦说明《通书》作者对事件及年代,未作详细考査,信笔乱抄。同样的错乱尚有200页(《通史》191页),杨时生于1053年,其父杨植生于1090年,子生于父之前37年。
(21)307页倒10行(《通史》已删除)之“王羽车”实为“王翚”之误。古书直排,“翚”误为两字也。或非“通书”作者之误,但亦负有失察之责。还有“杨千度”误为“杨干度”,“永熙”误为“永昭”,“石季龙”误为“石李龙”等等,则无须细说矣。至于62页(《通史》63页)所言杨震“改葬四川成都府西门外黄龙出洞形、辰山戍向”,还是请布生先生到陕西潼关实地考察杨震墓葬的情况吧。
后 记
既有“绪言”在前,便想说几句后话:
如上所述,《通书》谬误,矛盾如此之多而严重,实不应出版。更不应明知有“过失”要“弥补”(布生复信语)，未作更正而重印发行,殊不知数年之后,该书又改头换面,名为《通史》,大印特印,是可忍,孰不可忍?期望宗亲贤达及关注杨氏族史之学者参与商榷规劝,如我所说错误,亦诚望赐教。布生兄执教于大专学府,竟出版如此败笔之作,令人惊讶。我怀疑他是否亲任主笔?是否亲自详审?是不是由其年轻之亲属编撰而挂上自己之名以标榜,乃至为追逐市场效益而不顾一切,“仓促”出书与重印？布生兄说:“我们本来不是研究历史的。更不是研究姓氏文化的。”本来研究什么,没有说,大概教育、文化、文学吧。从《通书》、《通史》看来,确实欠缺严谨之治史精神与方法,欠缺认真负责仔细考证辩析之功夫。如仍象《通书》、《通史》这样再出百万字之《杨氏源流》,实不堪设想。诚望布生兄等慎之又慎之!
应该指出:市场效益并不一定反映一本书之优劣与学术价值,此乃众所知者。在全国缺少有关族史族谱专著及多数人对族史族谱复杂状况不了解之情况下,象《通书》及其变种《通史》之类著作,作者又有布生兄之大名,还有编辑部诸公之名望,向全国发行,当会“畅销一时”,饥不择食也,我便是如此。
我之历史知识浅薄,不能上台唱戏,却好以肤浅之见,评头品足,说说别人唱功做功好坏。看《通书》《通史》与各地杨氏族谱之讹误与混乱,特别是对肇姓始祖各唱各调,深以为耻与不安!无奈我已耄耄之年,垂垂老矣,对于我杨氏族谱浩繁之“拨乱反正”,已无能为力。谨以此文抛砖引玉,寄望于全国年青力壮、饱学经史、贯通古今之宗亲贤达与后昆,亦诚望关注我杨氏族史之异姓专家、学者给予宝贵指教。
如认为此文于正本清源有所补益,希能复印若干份,分寄同好,则幸甚,因这本小册子系我节约养老金打印,散发实在有限。
ー九九八年元月二十五日初稿于深圳
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定稿印发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五日再修改重印
通讯处:广西宾阳县印刷厂覃子清转
邮编:530400
作者简介：杨士威（已逝），1918年农历三月初一日生，省立广西南宁一中毕业。1949年前曾任初中语文教师，建国后曾任小学教导主任、副校长、县教职委员等职。酷爱文史，曾纂修本支谱。本着尊祖敬宗、正本清源之心，二十年前撰成此文，至今尚可参考，而成为遗著矣。上面的日期落款是士威老人留下的。
浙江天台·庞学栋转载
2018.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