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考

原文：防斯亮 格豪中 赵荣

遗安文化研究中心数据库

浙江天台  庞学栋  搜集整理  转载

2019.11.21

摘要：论述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为110陵墓立碑的事件梳理相关碑刻的类别、数量及分布地区。列举错误立碑和碑碣遗失损毁情况：通过分折这些墓碑的具体位置、形式及内容，发现绝大多数墓碑为统一设计并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七月竖立，并从当时的陵墓保护热潮，《关中胜迹图志》编写、毕沅谒见乾隆等方面分折了立碑原因；指出毕沅立碑数量为历代之最，这事件具有标识鉴辨。划界设禁。旌表宣教，文化普及等意义，在清代陵墓保护中较具代表性。

关键词：陕西；毕筑；墓碑

中国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52 (2018) 01-0161-04

中国历史上曾有十四个政权在陕西定都，陕西境内的帝王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名贤墓葬也很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陵墓之旁，几乎都有清代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 任陕西巡抚时所题写的碑刻。学者们对此现象已开展了不少研究，但由于资料所限。这些研究多只是陈述毕沅保护陵墓的史实，并未做深入考证，又因缺乏陵墓碑刻的整体统计数据，往往仅就零星实例发论，颇有管中窥豹之憾。

事实上，仍有诸多关键问题有待探讨，如毕沅所题碑刻数量几何？如此多的碑刻为何由毕沅一人题写？是何因素导致毕沅题碑？毕阮题碑对后世影响如何？本文旨在全面梳理毕沅所立碑刻的基本情况，探讨其立碑动因，并阐发该事件的特殊性及历史意义。

一、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的基本情况

（一）立碑墓葬的类别、数量及分布地区

从墓碑上的题字信息来看。毕沅将陕西境内的墓葬明确划分为“陵”和“墓”两大类，具体立碑情况见表1。

毕沅立碑之墓的时代自上古至元代，在立碑的110座墓葬中，汉墓36座，唐墓34座，周墓19座，恰好对应在陕西建都时间较长的几个王期，查阅明清时期史料，在全国范围内尚无其他官员或学者为陵墓立碑超过30座者，毕沅立碑的数量无疑为明清之最。

毕沅所立石碑遍布陕西各地，立碑数量前五位的地区分别为西安府（68座）、同州府（14座）， 风翔府（10座）， 乾州府（8座）和汉中府（5座）， 这与陕西重要陵墓的地区分布数量排名非常吻合，表明立碑时并无地域上的特珠考滤

（二）错误立碑的情况

据考古钻探和专家考证，毕沅所立的碑刻错误认定了墓主信息，导致张冠李戴的现象。

其错误立碑者如下：周文王和武王陵应皆为秦国王公墓；周成王和康王陵应皆为汉代皇后墓葬；周恭王陵应为汉成帝班婕妤墓、齐太公墓、周公姬旦墓、周伯禽墓实为汉墓；吕后陵在汉高组陵东南，而两陵前所立碑刻相反；汉景帝王皇后陵误认作汉惠帝安陵；汉平帝康陵误认作汉元帝渭陵；汉平帝上官皇后陵误认作汉平帝康陵；汉董仲舒墓误定在今西安市城墙和平门内下马陵，实际应在咸阳市兴平县茂陵东北； 汉娄敬墓误定在西安市户县甘亭镇光明中学东北，实际应在威阳市水寿县店头镇娄敬山；西魏文帝陵误认作北周孝武帝陵：唐李重茂墓误认隋炀帝陵；唐柳公权，柳公绰墓误定在铜川市耀州区，此两墓实为柳氏后裔附会；元胡昱为河北遵化人，刧将其墓定在宝鸡市扶风县；王宝宝似乎并非著名的元将王保保（扩廊帖木儿）。

(三）碑碣遗失损毁情况

贾大夫、老子、秦穆公、秦庄襄王，赵武，秦始皇，汉高祖、吕后，窦皇后，班固，隋炀帝，房文宗。赵瞻等人的陵墓碑刻现已亡佚但留有相关记载：周太王，周成王，三良、汉平帝、陆贾，唐宣宗晁后魏征等陵墓的碑刻尚存但残毁严重，黄帝陵碑则是被后人凿掉后刻上新字。上述碑刻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从毕沅为汉武帝李夫人，唐宣宗晁后的陵墓立碑来看，汉、唐两代的皇太后，皇后及知名妃嫔的墓葬也可能曾立碑。因此，毕沅实际立碑的总数应略多于表1中统计的数量。

二、毕沅所立碑刻的位置、形式及内容

（一）碑刻与陵墓的相对位置

毕沅所立碑刻与陵墓封土的相对方位并无定制。绝大多数碑刻位于墓葬南侧，少数位于墓葬北侧，如秦二世陵 , 这些墓碑的位置之所以较为多变。应与周边地形环境密切相关，大多数碑刻所在位置恰好处在行人前来瞻仰必经的道路一侧，显得十分醒目。当然，也有部分碑刻在后供被人为搬迁过，原位置难以确定。 碑刻与陵墓封土的距离无定制。但总的来看，陵前碑刻普遍比墓前碑刻距离封土的距离要远。如汉宣帝杜陵、汉武帝茂陵的碑刻在封土南约20米处，而司马迁墓、苏武墓的墓碑则在封土南约1米处。另外。秦二世实际以平民规格下葬，其陵前立碑在封土北侧约1米处。

（二）外观形式

毕沅所立碑刻均为石炭岩质，圆首，部分有圭额，碑身素面无纹饰， 石碑高度在1.5－3.5米之间，宽度在0.6—1.1米之间，厚度在0.2—0.3米之间。部份石碑外设有小型砖砌仿木碑保护。

（三）碑刻内容

毕沅所题碑刻的内容及款式均较为接近，皆在碑正面最右侧楷书题写毕沅的衔名，正中隶书大字题写某某衔名某某之墓，最左侧上部楷书题写立碑时间，左侧下部楷书题写某县知县立石。如霍去病墓碑最右侧题为：“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侧史毕沅书”正中题“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候霍公去病墓”，最左侧上部题“大清乾隆岁次丙申孟秋”，下部题“知兴平县事顾声雷立石”。 所有碑刻的背面原本皆无文字。仅少数如秦二世陵碑、汉宣帝杜陵碑、司马迁墓碑等在后世被刻上了其他内容的文字。另外，赵瞻墓前所立为“赵懿简公神道碑”，与其他碑刻内容有较大不同，疑非毕沅所立，可惜碑已亡失而无从详考。值得注意的是，除乾陵碑刻落款署“大清乾隆岁次丁酉孟秋”外，其余碑刻均署“大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及四十二年（1777) 。 可见，各地知县立牌基本是在乾隆四十一年孟秋七月集中完成的。

三、毕玩立碑事件的影响因素

（一）时代因素：乾隆时期的陵墓保护热潮清代对帝王陵及名贤墓较为重视，规定“凡古昔帝王、圣贤、忠烈陵墓，令直省督抚饬所在州县官防护修茸，岁终册报，由部覆核以闻”。乾隆国力强盛，财政充足，曾多次下令全国各省督抚对当地陵墓进行修缮和保护，工程规模及费用皆冠于请代。乾隆元年（1736) 要求“各省历代帝王陵庙，均宜严肃整齐，以昭敬礼”，乾隆十一年（1746年）慧中奏请保护陕西帝王陵墓，随后乾隆谕令“历代帝王陵寝及圣贤、忠烈坟墓，向来俱令修茸防护。陕西为自古建都之地，陵墓最多，有不在会典之内者，既无围墙，又无陵户，着光与该督抚查明，酌筑围墙，以禁伯践，以资保护”。乾隆十三年（1748年）陕西巡抚陈弘谋遵旨为陕西各陵墓修筑围墙。这表明乾隆时期对帝王陵墓已不限维持现状，而采取主动保护。乾隆四十二年（1777) 五月初四日，陕西巡抚毕沅上奏称：“近年以来，所有关中陵墓祠宇，虽经臣次第补修，但胜迹尚多，工费亦巨。”查阅此时期的乾隆逾旨和毕沅的奏折，均显示修缮关中陵慕并无乾隆的明确指示。应属于毕沅的个人意愿。当然，若无乾隆时期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陵墓保护的良好氛围，毕沅也难以顺利达成此事。

（二）个人因素：毕沅编写《关中胜迹图志》并调查陕西陵墓，毕沅既是封疆大吏也是当时的重要名儒，他与幕僚共同编撰了许多著作。《关中胜迹图志》一书资料翔实，影响颇大，分地城叙述了陕西六府六州的地理、名山、大川和古迹，在“古迹”门下设“郊邑”目主要记载各地墓葬及速遗址。为撰写此书，毕沅“自莅任以后，每因公经过各府、州、县，凡有陵墓所在，必为下车，瞻拜咨访”。书中共收录陕西墓葬299座，其中毕沅立碑者共87座，另有23座立碑的墓葬未收入此书。由于该书时间略早于毕沅立碑时间，推测是复经查访后又新发现部分墓葬，故在立碑时有所增补。另外，毕沅经常在其诗作中提及古代陵墓，并创作了不少专咏陵墓的诗，如《扁鹊墓》、《汉太史司马迁墓》、《隋清娱墓》、 《定军山并拜诸葛亮武候祠墓》、《毕原）、 《茂陵）、 《昭陵石马联句》等

（三）直接因素：毕沅谒见乾隆皇帝乾隆四十一年（1776) 六月，毕沅自西安前往热河行宜（即承德避水山庄）， 至七月初谒见乾隆并进献《关中胜迹图志》一书，乾隆览书大悦，命将其录入《四库全书》， 至八月毕沅回西安。

然而，为陕西诸陵墓立碑的时间恰好在当年七月，毕沅此时并不在陕西。笔者推测，毕沅此次谒见乾隆进行了充分准备，进献《关中胜迹图志》，汇报自己将修缮陕西陵墓并陈述希望为各陵墓立碑，应该都是他专门拟好的谒见事项。须知臣子为帝王立碑的政治影响较大，稍有不慎可能有“越俎代庖”之嫌而引来祸患，毕沅作为高级官员不会不清楚。他应在出发前就已把所有陵墓碑名题写好预留在陕西，并安排各地官员先为立碑事务作相关准备，待他赴热河向乾隆汇报并获准后，便寄信回院，令各知县将预留的书法摹刻后直接立碑，此时正好是七月。只有这样，才会出现上文所述的“奇特现象”

四、毕沅为陵墓立碑的作用及意义

（一）标识鉴辨

毕沅所立石碑对于绝大多数陵墓而言是唯一的标志物。20世纪初西方学者来中国考察时，用以辨识广袤的关中平原上一座座荒冢的关键证据几乎都是毕沅所立的石碑 , 有些甚至完全以墓碑作为照片构图的中心。这些具有统一外观形式的墓碑如标签般显眼而带有权威性，即使今日也依然能被游人轻易记住。

需特别注意的是，毕沅对于墓前已立碑的墓葬一般不再重复立碑，如勉县诸葛亮墓知名度甚大。但因雍正时果亲王已在此竖碑，故毕沅并未立碑。这表明毕沅立碑的根本意图是为了使后人识别这些墓葬，而绝非附庸风雅或立碑扬名，这种思想与今日为陵墓立文物保护碑已经相当接近。

（二）划界设禁

毕沅调查陕西陵墓时发现许多陵墓遭到严重破坏，因此“令各守土者即其丘陇茔兆，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并筑券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食。春秋享祀，互相稽核”。可知毕沅为许多陵墓所立的石碑并不完全是孤立的，它与修茸的陵墙、新立的界石及安排的守陵人一并发挥作用。对外宣示着陵墓区的保护界域，使得“樵牧牛羊，知所禁避、而先烈前辉得以贻诸永久云”。

（三）旌表宣教

毕沅立碑的对象是经过筛选的明君、后妃、开国之臣、忠义之士及名贤，另择极小数昏君划亡国之主，显然意在昭戒敬示。 某种程度上来看，大规模为陕西陵墓立碑为一次广泛礼教宣传，当然这背景后也隐藏着巩固政权、凝聚人心的深刻目的。

（四）文化普及

毕沅题碑、知县立碑这个“上级写、下级立”的过程看似简单，但要搞清每处墓葬具体位置在哪里，在墓葬的哪个方位立碑，便需各地官员留意调查，这就强制性地让宫员们“动起来”， 变成了一次认识自身文化的过程。通过立碑，陕西上下官员都对本省的历史文化和往圣先贤有所熟悉，也显著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些墓葬未立碑前当地人仅视作土丘，虽知之而未必爱之，而立碑后等于有了官方的认定和保护，逐渐变为了地方的名胜和骄做。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不亚于为民众们上了一课。即使到今日、大多数游客在参观陕西陵墓时，最常见的行为仍是站在毕沅所立的碑刻前，以陵墓封土为远景来拍照留念。这些碑刻仿佛陕西的文化名片被带入了千家万户。

五、结语

综上所述，毕沅一人为陕西110座陵墓立碑，数量为明清两代之最；毕沅所立碑刻的外观形式、内容格式高度统一，均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七月被制作完成后竖立；毕沅立碑发生于乾隆朝全国性陵墓保护的时代背景下，其根本内因是毕沅本人热爱历史并重视古迹保护，而偶然外因是毕沅谒见乾隆皇帝并获准立碑；毕沅为陵墓立碑的理念及方式、与今日竖立文物保护碑十分类似；毕沅为陕西百余座重要陵墓立碑，规模宏大， 意义非凡，充分反映了清人对陵墓保护的观念和措施，堪称中国古代陵墓保护史上一件有代表性的事件。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7年度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清代陕西文物古迹保护的相关制度及现实意义研究”(编号：2017C024)、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清代陕西古迹保护研究”(编号：31084116100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所亮（1988—) , 男，陕西西安人，西安建筑科枝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长安大学建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建筑遗产保护、建筑历史及理论。

杨豪中（1957-) , 男，陕西西安人，西安建筑科枝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建建遗产保护。

赵  荣（1959-) , 男，西北大学成市与环境学院教校，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研究方向：人文地理、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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