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

2011-02-15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周书灿）

遗安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天台 庞学栋  搜集整理转载

2018.12.21

摘要：“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水准普遍较低的特殊学术背景下，经某些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蓄意炒作及部分学者的大力鼓吹下催生出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何光岳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表明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对何光岳先生的古史研究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进行学术定位，对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进行科学理性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未来发展走向。中国古史学界应继续重视古史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进一步提高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关键词：何光岳；何光岳现象；炒作；渲染；鼓吹；学术失范

“何光岳现象”①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在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下的特殊产物。这一文化现象曾一度对中国古史学界产生过较为深刻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何光岳先生的学术影响虽已日渐淡出学术界，但在“走出疑古”理论的影响下，其余绪犹存，并不断给低迷徘徊的中华远古史研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文化变异现象重新进行科学的审视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期在新的文化、学术背景下，对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走向作出尝试性的探索。

一、何光岳学术的是是非非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学成才的农民学者何光岳开始活跃于中国史学界。以后，随着何先生数千万字的论著的陆续发表，加上傅朗云、徐佩印、杨东晨、龚维英、戈锋等学者不断为其鼓吹及一些学术刊物、新闻媒体的有意渲染，何先生一下子成了颇具传奇色彩、史学界人人皆知的大名人。与此同时，在频繁的学术和社会活动过程中，何先生还陆续赢得了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乃至史学怪杰、著名诗人、“空前绝后的奇才”等众多荣誉桂冠。退休之前，何先生曾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炎黄文化研究所所长，还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湖南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等。近年来，研究何光岳的文章开始增多，湖南省还成立了何光岳研究会。这表明，何光岳现象已经逐步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何光岳学术的是非评价问题已成为目前古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学术命题。

这里，首先将何光岳先生的重要成果和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分别介绍如下。

根据何林福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周书灿，男，1967年11月生，河南省新密人，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从事先秦史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①“何光岳现象”较早由徐佩印教授提出。徐先生说：“自学成才的杰出史学家何光岳，其成功之路被人们称作‘何光岳现象’。”参见《“何光岳现象”及其启示》，《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先生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何先生已出版的著作（含编著）共37部，分别是：《岳阳地区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杨么起义历史地理研究》，岳阳市档案馆，1988年；《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南蛮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岳阳地区地名建置沿革考》，岳阳市档案馆，1990年；《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东夷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绝妙好联》，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夏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姓》，三环出版社，1992年；《一法通•万法通》，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秦赵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中原古国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商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周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汉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岳阳楼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氐羌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三湘掌故》、《舜源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北狄源流史》、《东胡源流史》、《女真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华姓氏源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主编的著作有：《中国帝王大全》，海南出版社，1996年；《中华姓氏通书》，三环出版社，1991年；《中华姓氏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炎黄文化论文集》，《中国文学研究》增刊，1981年；《汉民族的历史与发展》，岳麓书社，1998年等。发表论文、文章共442篇，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文章的字数，总共为2058万字，“已超过历史上湖南的大学者王船山。”[1]综上所述，如果单纯从数量来说，何光岳学术研究成果，似乎完全可以称得上洋洋大观，几无古人，自然而然，何光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1]

何光岳先生的以上著述，也一度在学术界不同程度地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兹仅仅引述国内某些学者对其著作的评价，述之如下。如傅朗云先生评价《南蛮源流史》一书在许多章节中，“从大量史实出发，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在史学方法上，作者大量采用以地证史、语音假借、史事互证、逻辑推理等方法，在治史领域内开辟了一些新的途径”[2]。徐吉军先生称《百越源流史》一书是“近八十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翔实的百越源流史专著”，“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以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声韵学、地名学与历史学等相结合，突破了往昔百越民族源流史注重于文献资料的局限，从而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驳正了旧说和文献记载中的一些错误”，“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3]。逄振镐先生以“开创性”、“系统性”、“综合性”来概括《东夷源流史》一书的突出特点，尤其强调何先生“在著述东夷源流过程中，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知识，搜集了历史、地理、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有关学科的丰富资料进行了综合地分析和研究”，盛赞该书“是一部难得的成功之作”[4]。马世之、张得水先生称《炎黄源流史》这部“鸿篇巨帙”，“自成体系，有条不紊，以浓重的笔墨勾勒出了炎黄文化的源流和发展状况，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研究的一大贡献”[5]。龚维英先生称《夏源流史》“资料丰瞻”，“言之有征”，全书“大都以坚实的史料作为依据”，“整部著作无懈可击”[6]。此外，傅朗云先生评价《商源流史》“是对商史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7]，《周源流史》“是迄今为止民族源流史中最完善的一部”，该书“完善了源流体史书，开拓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为周的海外子孙提供了一本盘根错节的古今关系网络的权威著作。”[8]杨东晨先生称赞《周源流史》“这部大著在目前的周史诸类论述中独领风骚，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9]，称赞《北狄源流史》是“北狄民族集团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是近现代关于北狄研究容量最庞大的一部学术著作”[10]。诸如此类的评价还有很多。这里应该说明的，以上对何先生学术研究成果的评论多出自国内史学名家笔下，而且徐吉军、龚维英、张得水等皆为知识面相当广博的学术编辑，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所以他们的评论自然应该具有一定的学术理性。总的来看，上述评论中，除了与龚维英先生的“无懈可击”、傅朗云先生的“最完善”、徐佩印先生的“一座史学的‘摩天大厦’”[11]、杨东晨先生的“集大成”、“近现代空前的、独一无二的”[12]等用语，明显具有对何先生著作有意拔高，容易招致学术界的不满之外，其它诸多评论，应该说大体还是公允的。这也足以说明何先生的民族源流史研究的确在先秦史学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古史学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但是，随着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与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新型学科的蓬勃发展，何先生的民族源流史研究所暴露出的问题已经充分引起当今学术界的注意。事实上，这一点，可以说早在何先生开始活跃于学术界的同时，就有学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何先生民族源流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系列理论和逻辑上的混乱以及缺乏对纷繁复杂的史料进行科学的审查、辨伪，驰骋想象大于周密考证，言之无据、结论武断等一系列学术研究失范现象。兹亦列举数例，加以说明。如傅朗云先生很具体地指出，《南蛮源流史》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其一是民族形成的理论，如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形成的四个要素，我们是否还要遵循。又如历史上有没有原始民族，中国的民族究竟出现于什么年代？《南蛮源流史》避开了这类重大问题。其二是人类文明的共性和民族性有何不同，各民族间近似的风俗和文化是人类共有，还是外来的影响？谁影响谁？如何鉴别？这些问题既是《南蛮源流史》不曾解决的难点，中外史学界也尚处于摸索状态。其三是《南蛮源流史》提出‘图腾’一词源于中国古代的‘饕餮’”[2]，均颇为值得探讨。徐吉军先生说《百越源流史》一书“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3]，杨东晨先生指出，《夏源流史》不无有商榷之处。“如以地名来断定民族之迁或居，应再慎重。因地名的形成，因素较多，沿革复杂，史前期及以后，是否如此，需严密论证。另外，如‘薰鬻是夏桀少子淳维的儿子’等结论，似与历史事实不符。”[13]傅朗云先生批评《商源流史》“难免有许多漏洞”，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有的考证可能缺乏说服力”[7]。由于何先生论著数量洋洋洒洒，显然，以上只言片语的评论，肯定难以准确地评说他的民族源流史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地位以及其学术研究中所暴露出的若干流弊的要害。然而，何光岳学术的是是非非毕竟是有待于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的一重大学术难题，对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进行更为深刻的理性的思考，不论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史，还是先秦史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二、何光岳学术的理性思考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学术界对何光岳先生学术著作的评论外，迄今为止，从宏观角度对何先生学术作整体评述的文章并不多见，而且就一些学术刊物所载有关这方面数量不多的论文①看，学术倾向大体趋向于溢美颂扬，文章作者大多是半路出家或是同史学隔行如隔山的学者，自然这些评论绝大多数学术价值不高。笔者对何先生的笺注和创作，缺乏了解和研究，没有资格作出评价。但比较学术界对何先生和李黄金编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绝好妙联》一书的评价，就会发现个别人别有用心强加给何先生的各种荣誉桂冠之后，却隐藏着诸多不为人们熟知的秘密。吴兴勇先生曾盛赞“《绝好妙联》在香港获得好评”[14]，因本人不熟悉香港学术界的情况，但知晓同样是这本书，朱正先生却用“自己看不懂，信口 ①笔者检索到的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戈锋：《何光岳的先秦史研究》，《求索》1987年第4期；吴澧波：《何光岳史学研究方法述评》，《云梦学刊》1989年第1期；何林福：《试论何光岳的史学研究》，《云梦学刊》2006年第1期等。其它类似的文章如傅朗云：《史坛怪杰何光岳》，《教师博览》1996年第6期；刘永红：《为史坛怪杰保留足迹——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档案的形成与内容》，《中国档案》1996年第6期；刘永红：《从档案中钻出的“史学骄子”》，《湖南档案》2000年第1期；徐佩印：《“何光岳现象”及其启示》，《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徐炯权：《史学怪才何光岳》，《老年人》2006年第2期等则基本属于通讯或传记之类，并不具有学术价值。

开河胡乱解释”、“后诬古人”、“牵强附会随意曲解”、“不知死活的乱说”、“胡乱解释”、“常识性的错误……触目皆是”等语句来评价该书“如此质量低劣”[15]，孰是孰非，读者自然会有公论，但由此笔者不得不怀疑傅朗云先生借用一位海外侨胞的来信中的“想不到经过十年动乱，祖国还珍藏着如此精通古文的人才” [16]一语盛赞何光岳先生古文功底的真实性了。事实上，这一点，亦无需令学术界作进一步考证，1997年1月22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传记”还是“神话”——评傅朗云〈史坛怪杰何光岳〉》一文，早已对傅朗云先生《史坛怪杰何光岳》一文中不少被歪曲的事实予以澄清，只要用心的人一读，真相即可大白于天下。本文无意对何先生和谭其骧先生之间的学术恩怨大做文章，围绕本文主题，这里仅对何先生研究最为集中的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略作点评，以期求教于历史学界的同仁和何先生本人。

二十世纪的中国先秦史，经过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徐中舒等学者的开拓性的研究，已经具有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建国后，一大批学者在这一学科领域辛勤耕耘，从而不断将这一学科的研究推向深入。与此同时，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的历史地理学经过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历史地理学家的奠基，短短半个世纪以来，突飞猛进，蓬勃发展。拥有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乃至史学怪杰、著名诗人、“空前绝后的奇才”等众多荣誉桂冠的何光岳先生的知名度似乎自然可以与以上所举史学大师中的任何一位“齐名”，这一点，在历史学界似乎也基本不存在大的问题。何光岳先生自诩：“我出过的书和论文，80%以上是填补中国空白的，也是填补世界空白的。人家研究过的我决不研究。我研究的范围主要是两个：一是中华民族源流史，一是中国姓氏源流史。我国自古到今都有过这两部分，所有的社会科学专家都没有讲授过这两个课题。”由于《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全景式的、并纵深地论述了古代各方国、各种群、各民族的来龙去脉”，徐佩印先生称“何光岳以毕生之力，开拓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11]。何先生的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研究既然自称“80%以上是填补中国空白的，也是填补世界空白的”，“所有的社会科学专家都没有讲授过这两个课题”，那么徐佩印先生称何光岳“开拓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自然言不为过。但是，这里且不举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徐中舒、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先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何先生与以上大师的学术影响是“齐名”的，周书灿先生在《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所发《论唐嘉弘先生的学术贡献》一文，其中所举唐先生在半个世纪所发表的有关先秦史和民族史的学术论文就有一百多篇，其中涉及专论民族史和先秦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篇目约占一大半以上，而且许多研究颇为精湛，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却唯独没有引起何先生的注意。至于比唐先生更早的王国维先生的《鬼方昆夷玁獯考》、《西胡考》、《西胡续考》、《黑车子室韦考》、《鞑靼考》、《萌古考》[17]，徐中舒先生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18]、王玉哲先生的《楚族故地及迁移路线》[19]、《鬼方考》[20]等脍炙人口的学术名篇是否皆应排除在中华民族源流史的研究范围之外？何先生一方面称自己的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研究“80%以上是填补中国空白的，也是填补世界空白的”，“所有的社会科学专家都没有讲授过这两个课题”，一方面又在《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自序中称自己的 “在博采诸家之言的前提下，抒己之创见，不拘陈词，不摒旧说”，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由于何先生研究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著作等身”，限于文章篇幅，不一一列举。

这里，仅对何先生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研究中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如下三点不成熟的商榷意见。

首先，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唐嘉弘先生曾对先秦时期戎、狄、夷、蛮的基本概念作了科学的说明，并强调指出先秦时期人们共同体稳定性差、可塑性大等特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戎、狄、夷、蛮都是泛称，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概念是战国到西汉时逐渐形成的[21]。这一认识完全符合先秦秦汉时期古代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何光岳先生将中华民族的早期源流机械地划分为华夏、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五大族团，并均将其历史追溯至遥远的远古时期，这和华夏族形成的时间大相径庭。至于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族团，更非相对稳定的同一族系，它们在古代文献中成为相对固定的称谓，时间更晚。它们之间的渗透混融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可能晚至秦汉时期。因此，追述以上族团的历史最早充其量应该自秦汉写起，魏晋南北朝以后，经过民族之间的频繁的迁徙混融，原有的五方格局基本打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初步形成。如果按照科学的民族学理论和中国民族发展史的历史实际来界定，何先生的中华民族源流史应该到此基本落笔。然而，何先生根据自己的姓氏学理论和“人去留踪”的民族迁徙学说，将任何一个族群的历史的下限，延伸到今天，且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古国、古族的后裔都要同欧、亚、美等地固有的土著民族扯上“关系”。且不论其结论是否可靠，他的这一著述体例明显犯了时间、空间概念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又如何先生既然赞同华夏和华夏以外的任何族群都与华夏的始祖炎黄之间存在联系，“无论夏、商、周的数千方国，或是现代的56个民族，一万多个姓氏，他们大部或出于西羌集团的炎黄族系，或出于东夷族团的少昊、太昊族系，无论是东夷还是西羌，他们的共同祖先都是华胥氏。中国自华胥以来，谱系清晰，各民族产生发展的情态也都明显实在”[14]。既然如此，一部《炎黄源流史》已足以替代《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的所有“部头”。至少说《夏源流史》、《商源流史》、《周源流史》毫无任何撰写之必要。他既然撰写厚厚的《南蛮源流史》，又将楚排除在外，单列出《楚源流史》，不知早期的楚族是否应归入南蛮族系？有的学者指出，何先生“将西戎一分为三进行论述，这是牵强附会的生硬的标新立异”[22]。此外，按照他的姓氏学理论和“人去留踪”的民族迁徙学说，其《北狄源流史》、《氐羌源流史》、《东胡源流史》不知又应该有多少大量重复的内容？

这里还要补充的，何先生建构起来的何氏姓氏学理论，同样缺乏科学性和周密性。中国早期的姓氏制度，是颇为棘手的一个大问题。何先生则将其简单化到连小学生一看都一目了然的“通俗程度”。《左传》隐公八年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的起源还要更早，问题更为复杂。周代以前，姓氏之间是有着颇为严格的区分的。郑樵《通志•氏族略》说：“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所以别婚姻。”顾炎武指出，古代社会中“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可变。”“自秦汉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23]如果用周代以后的制度类推先秦时期的情况，滥用误用科学的姓氏学理论，不考虑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不仅会错误地将文王昌、武王发称谓 “姬昌、姬发”，而且将姓氏合流前后的历史情况混为一谈。郑樵《通志•氏族略》中列举古代氏的起源有“以字为氏”、“以官为氏”、“以邑为氏”等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形，古代历史上改姓、赐姓、冒姓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至于少数民族的姓氏更有其独立的起源和复杂的情形。何先生在其鸿篇巨著中，“巧妙地将民族源流和姓氏源流嫁接起来，将民族源流史和民族关系源流史融为一体”[8]，往往忽略时间、空间概念，不考虑姓氏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不加严格区分地将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姓氏通通视为同出一系，血脉相连，从而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名人乱找祖先，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如《周源流史》第三十七章《毛国考》说，毛姓源出黄帝之裔，古代毛人远徙琉求、日本、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而形成阿伊努人、琉求人、密克罗尼西亚人、毛利人南支，均“来源于河南宜阳毛泉的毛人之国”。这一“打破了传统，超越了西方”[8]的“崭新认识”不知能否为毛家子孙接受？诸如此类例子，在何先生的著作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葛剑雄先生曾对此提出批判：“这些民族算不算‘华人、华裔、华侨’？要不算，你将他们列出来是什么意思？要是算，他们拿了何光岳的书到哪个国际法庭上打官司？他们‘如能稳操胜券’，莫非他们居住的地区都将成为‘中华民族’或‘华人、华裔、华侨’的所有地吗？”[24]这就是何先生研究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所采用的别具一格的“崭新理论”。

何先生在大著中由于概念不清，逻辑混乱而提出的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新论”还有很多。如“中国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炎帝，而父系氏族社会的英雄人物则是黄帝。

炎黄都来自中原古族，有共同的地域和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14]历史上果真如此吗？显然，连何先生自己也承认，“中华民族的称谓比较晚”[14]，中华民族自然应包括今天祖国境内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这56个民族是否果真同出炎黄，显然可以通过遗传学原理和现代的DNA技术进行鉴定，如果得出的结论与何先生所说一致，那显然何先生一部《炎黄源流史》足以替代《中华民族源流史》系列丛书和今天的所有民族史著作；如果不一致，则显然是何先生在蓄意杜撰或是现代科学技术有伪。还有，何先生不止一次提到，“中国文明起源，通过传说、典籍、考古、实物及图文证实，业已有八千年的历史，有的学者且认为已达‘万年史’的时限，都是言而有据的。”[25]不知道何先生对“文明”的概念如何界定，“文明”应具备哪些基本要素，“文明”和“文化”是否同一概念？何先生所举称中华文明有“万年史”的那位言而有据名家不知道又是哪位？如果仅仅满怀强烈的爱国激情，而不顾科学性，甚至不惜损害科学性，那这些工作还能不能称上是学术研究？

第二，驰骋想象，言之无据。历史研究要重视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这是历史学工作者所应具有的最起码修养。何先生的大著中，往往在毫无坚实可靠的史料作为证据的前提下，驰骋想象，任意发挥，滥用、误用历史地名，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如北大史学论坛刊登一位未署名作者发布的《何光岳〈商源流史〉读后感》中的帖子：“十多年前有位先生在《北京晚报》上长篇刊载自己的文章，考证‘印第安人’就是‘殷地安人’，乃是逃到美洲的殷商亡国遗民。‘殷地安’乃是殷人思念家乡之语。今日读《商源流史》才知道，奇文作者乃是何光岳。哂笑之余，不禁替何公惋惜：因何不一并考证‘印度’乃是‘殷都’呢？”①诸如此类的笑话，举不胜举。何先生《古代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26]一文就是这样“以彭部族在各处留下的地名为线索去探寻其迁徙路线的”，将历史上得名原因毫不相干的一系列古地名，如古彭城、彭蠡泽、彭泽县、彭浪矶、彭水、彭衙堡、彭原、彭溪、彭县、彭山县等“穿连起来，理出一幅清晰的彭部族迁徙路线图”[27]，这就是有些人所说的何光岳先生所做的“在支系纷繁的众多民族（按：民族概念显然有严重的错误）中穿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爬剔、鉴别，去伪存真”，“在错杂混乱的文字中，廓清疑云，探明真谛”[11]之研究。历史地名的确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史料，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可以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历史线索。钱穆先生即曾提出治古史地三原则：一是地名原始，“其先地名亦皆有意义可释，乃通名，非专名，《尔雅》释山释水诸篇可证。”二是地名迁徙，“必有先后，决非异地同时可以各得此名不谋而合也。地名迁徙之背后，盖有民族迁徙之踪迹可资推说。”三是地名沿革，“大概腹地冲要，文物殷盛，人事多变之区，每有新名迭起，旧名被掩，则地名之改为多；而边疆穷陬，人文未启，故事流传，递相因袭。”[28]在这些原则指导下，钱先生曾撰写出《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楚辞地名考》、《黄帝故事地望考》、《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古豫章考》等名文[29]。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钱先生的个别结论存在明显可商之处，但他所建立的这一套原则，迄今对于历史地理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以后，童书业、陈梦家、李学勤、黄盛璋、郑杰祥、陈昌远等先生都自觉遵循钱先生所倡导的治古史地原则，从而对先秦时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误用、滥用历史地名，不加分析，驰骋想象，那不仅不可能复原纷乱无绪的先秦古史，而只能造成历史事实的严重混乱。

何先生大著中驰骋想象，言之无据的例子还有很多，自然有些人称其论著，新意纷呈，新论迭出。如“夏人崇拜野人的力大无穷，便以野人为图腾，并有氏族名称发展为国家”[30]。此论真可谓前无古人，估计也很可能后无来者，“一家之说”，令学术界感到震惊。还有诸多新论，如“奄人则以鹌鹑为图腾”，“由于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伺候主人，故叫阉人”[31]。“鼻与毕音同，而息与塞音通。鼻息戎最先居于陕西之毕原，商王武丁时被并，以封武丁之子‘子毕’，后周文王灭子毕，又以封其子毕公高。鼻息戎即结合毕、塞两支，且融有子姓的毕人和姬姓的毕人。”[32]按照何先生的新论，不知奄人以鹌鹑为图腾是否遵守禁食图腾的规则，商代奄地男子全被阉去后有无人种繁衍，鼻与毕音同，息与塞音通能说明什么问题？何先生联想之丰富，令人大为感叹。

第三，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研究历史问题离不开史料。梁启超先生曾经论及：“史料之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33]P40 “时代愈远，则遗失史料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33]P41毫无疑问，进行科学的古史研究，史料的搜集是最必要的基础工作。然而，由于先秦秦汉时期史料具有自身固有的复杂性，“治学的人对于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34]P41郭沫若先生也曾强调，“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35]P2何先生的论著中往往缺乏对材料作批判地审查工作，经常神化、历史不分，错误地将《山海经》中的神化材料当信史加以信从，盲目相信《帝王世纪》、《路史》等晚出材料，以《诗经》证商史，以《盐铁论》来证殷周史，甚至还屡屡引用不少纬书，此类例子，可举出许多。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的《炎帝八世考》[36]一文，由于引用材料，问题多多，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令人诧异。诸如“《路史》综合的材料，还广引了《尸子》、《文子》、《春秋钩命诀》、《春秋命历序》、《洞神部》、《春秋元命苞》……等百余种，其中有些已经失传。这么众多的古籍记载了神农氏炎帝，说明神农氏的历史悠久。从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古城遗址，更可证明6000多年前神农氏已筑城，且有文字，并作《穗书》、《太初历》。神农氏之父少典氏即以发明典册而得名，典册即记刻于竹片和木简上的原始文字，现已考知中国文字历史有六七千年之久。神农氏的社会部落组织，以及部落内人员的分工已很明确，各种管理制度已初具雏形。而且其活动和管辖领域已很广大，由原始社会跨入了文明社会的开端，并已具备向国家制度迈进的先河。”通读以上文字，就可以清晰地了解何先生的先秦史料学功底竟然如此薄弱，因而他得出一系列荒谬之至的怪论，自然就无足为怪了。如前面论及何先生的高论：“中国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炎帝”，这里又称“且其活动和管辖领域已很广大，由原始社会跨入了文明社会的开端，并已具备向国家制度迈进的先河”，真不知炎帝神农氏到底应该划归中国远古时期的哪个历史阶段！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古城遗址不知何以能够导出“6000多年前神农氏已筑城，且有文字，并作《穗书》、《太初历》”的结论？即使此结论成立，不知他的“中国八千年帝王论”和此论孰是孰非？

综上所述，何先生的古史研究在方法、理论和史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的确应值得学术界高度注意。前引诸位先生对何先生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研究的极力鼓吹和一些新闻媒体歪曲事实的渲染，却从另一个角度给学术界提出了更多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不管是我们的学术研究，还是新闻报道，都要讲求实事求是。如果失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鼓吹和渲染给学术界和新闻学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永远无法被清醒地认识和彻底地肃清。所以，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蓬勃发展的新的学术背景下，对何光岳先生的古史研究重新进行新的学术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对“何光岳现象”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是每一个历史学界和新闻学界的专家们应该共同思考的重要学术问题。

三、何光岳古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及“何光岳现象”的深层次反思

笔者明确表示，本文以《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为题，科学理性地对何光岳先生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的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史料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批判，丝毫不存在彻底否定何光岳先生对中国学术所作出的贡献，更不存在对何光岳先生本人学术道德的是非评判问题。而且，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何光岳先生本人，并无大的关系。对何光岳先生古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学术失范问题提出颇为尖锐的批评，应该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只有继承，没有批判，学术研究永远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综合前文的分析，笔者以为，“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水准普遍较低的特殊学术背景下，经某些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蓄意炒作及部分学者的大力鼓吹下催生出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有人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及海外版、《大公报》等上百家媒体介绍来印证“何光岳现象”“叹为观止”，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证明了某些新闻媒体的神话般夸大宣传，是“何光岳现象”得以发生的催生剂。如徐佩印教授在文中引述1994年1月何光岳先生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白岩松的访谈时的几段话，颇为引人注目：“他在浩瀚史海中挖掘出两个系列：一是中华民族源流史系列，一是中华民族姓氏史系列。这都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巨著。”何先生自诩：“至今来说，研究中华民族源流史就我一个人。这两套丛书合起来将近2000万字，这2000万字就把全世界华人的历史、祖先、来源、根源、迁徙全部囊括在里面了。”[37]这些听起来让人感到脸红和发臊的语句，在中央电视台这样收视率极高的《东方之子》栏目播出，其所造成的影响，自然令人难以预料。

周建忠先生说：“自1979年到1990年，何光岳被各家报刊、广播电视宣传、介绍、报道、评述63次之多，这在相当沉寂的先秦文史研究界，是极其罕见的现象。”[38]这一极其罕见的现象可以说正是“何光岳现象”发生的有效催生剂。

何光岳先生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表明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史看，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的发生，绝非偶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公量先生批判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引证虽详，不免傅会”，“其言迂阔，不为典据”，“不问《穆传》之真实与否，不审古代交通之辽阔与否，昧于变迁之道，视古今如一辙。以此治学，莫不乖失，徒滋繁锁，以眩耳目耳”[39]，他批评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卖弄笔墨，渎乱古书”，“全不根据史实，而托诸空言”，“不惟于《穆传》没有积极的合理的解释，反而消极地增多意外的葛藤，给后人以无数摧廓的麻烦。” [40]张先生对丁、顾二先生批判，有理有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这对于培养良好的学术风气，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以后，刘起釪先生曾对一部不依科学谈古史的书稿进行过一番评论，批评该书作者“研究历史不依据科学方法，不实事求是地对历史发展进程作正确理解，不相信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般公认的考古常识，不依靠批判地审查过的历史资料。而是无批判地盲目崇拜旧的历史传说，然后为这些传说搜集和割裂材料，套上一些走了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种种附会，来论证其可靠”，强调指出“研究古史没有严肃的科学态度是不行的。”[41]由此可见，何先生并不具备严肃科学态度的的古史研究，并非学术界的个别现象，其有着一定的学术渊源和流行市场，因而“何光岳现象”的发生自然也就无足为怪了。

对何光岳先生的古史研究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进行学术定位，对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进行科学理性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重要的启示：

首先，继续重视古史理论的探索。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要对古代进行科学的研究，仅仅有文献和考古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只有把理论和材料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加深对古代的认识。”[42]他反复强调，“对一个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人来说，理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把理论、材料、眼界三方面的修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有所进步。”[43]“先秦史的工作，必须将理论和材料结合起来，才能对距离我们如此遥远的历史文化有较全面的认识。”[44] 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在前人基础上，不断进行古史理论的探索。在这些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古史研究必将向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第二，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为古史研究奠定合格的古史史料学基础。真实可靠的史料是进行古史研究的基础。

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曾将古史材料区分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45]，并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46]P65。今天，现代学者在王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把地下出土的无字器物和和古遗址中所包含的文化遗存并皆视为古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将古史史料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和纸上文献的继续审查则是建立合格的古史史料学的基础。合格的现代古史史料学的建立，是未来古史研究全面走向深入的前提和基础。

第三，加强科际整合，进一步提高古史研究的科学性。自王国维先生积极倡导和大胆实践古史“二重证据法”以来，古史研究深度与广度大大超过了“汉学”、“宋学”与“乾嘉之学”。徐中舒及其弟子唐嘉弘先生开创并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学资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更是对“二重证据法”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古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地理学、文学、文字学乃至自然科学多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必将成为未来学术发展的大势。古史学家应主动与各边缘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专家，相互合作，形成古史研究独具特色的多学科性综合型风貌，以进一步提高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注释：

[1]何林福。试论何光岳的史学研究[J]。云梦学刊， 2006，(1)。

[2]傅朗云。南蛮源流史评介[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 4)。

[3]徐吉军。评何光岳百越源流史[J]。浙江学刊，1990，( 4)。

[4]逄振镐。评何光岳先生的新著东夷源流史[J]。管子学刊，1991，( 1)。

[5]马世之、张得水。炎黄文化的历史轨迹——评何光岳著炎黄源流史[J]。史学月刊，1993，( 5)。

[6]龚维英。评何光岳新著夏源流史[J].安徽史学，1993，( 2)。

[7]傅朗云。商史研究的突破——评何光岳商源流史一书[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 4)。

[8]傅朗云。周朝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何光岳的周源流史读后[J]。学术月刊，1999，( 6)。

[9]杨东晨。独领风骚的周源流史[J]。云梦学刊，2001，( 1)。

[10]杨东晨。北狄集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何光岳北狄源流史的学术价值[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4， (2 )。

[11]徐佩印。一座史学的摩天大厦——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感言[J]。出版参考，2004，( 21)。

[12]杨东晨。风格奇特的史学巨著——简评何光岳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J]。宁夏社会科学，2005，( 2)。

[13]杨东晨。源流史非国别史——夏源流史读后[J]。南方文物，1993，( 1)。

[14]吴兴勇。为中华民族源流史研究笔耕不辍——访历史地理学专家何光岳[J]。学术月刊，1996，( 2)。

[15]朱正。认真不得[J]。民主，1996，( 5)。

[16]傅朗云。史坛怪杰何光岳[J]。教师博览，1996，( 6)。

[17]观堂集林[C]卷十三、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1927.6。

[19]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C]。香港:香港龙门书店，1950。

[20]华中大学国学研究论文专刊第1辑，1945。

[21]春秋时代的戎狄夷蛮[A]。民族论丛[C]第二辑。先秦民族史专辑。1982。

[22]杨东晨。评氐羌源流史[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 1)。

[23]顾亭林文集[C]卷一原姓[A]。

[24]葛剑雄。“记”还是神话——评傅朗云史坛怪杰何光岳[N]。中华读书报，1997-1-22。

[25]何光岳。中国八千年帝王论[J]。云梦学刊，1996，(3)。

[26]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82,(4)。

[27]戈锋。何光岳的先秦史研究[J]。求索，1987，(4)。

[28]史记地名考[M]序。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4。

[29]古史地理论丛[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30］夏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31]奄国的来源和迁徙[J]。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1)。

[32]鼻息戎考[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7，(1)。

[3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书店，1989。

[35]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A].十批判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36]寻根，1997，( 1)。

[37]徐佩印。何光岳现象及其启示[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3,(4)。

[38]周建忠。自学专攻,别开生面——何光岳楚辞研究述评[J].吉首大学学报,1993,(3)。

[39]张公量。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J]。禹贡半月刊。1934，(2)，6。

[40]张公量。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禹贡半月刊，1935(3)，4。

[41]刘起釪。研究古史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评一部不依科学谈古史的书稿[A].古史续辨[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2]李学勤。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A]。著名专家学者北师大演讲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3]李学勤。理论、材料、眼界[J]。书林,1984,(4)。

[44]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M]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5]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46]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A].王国维遗书(五)静庵文集续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Perspective on “Phenomenon of He Guangyue” in Ancient Histo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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